曲艺是人民的艺术，是民间性情之响，也是传统社会中最深入人心的大众文化样式，沉淀着中国人生活经验中默默印证着的情感、道德和伦理传统，映照着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刚接触曲艺时，有三点让我印象深刻，同时也有些忧虑：第一，曲艺传统特别丰富多样，全国有近500个地方曲种，随着方言的式微，目前发展逐渐趋向“低、小、散”。第二，曲艺特别接地气，它来自民间勾栏瓦肆，带着市井烟火却不忘高台教化，但这种传统社会的“生活气”在网络生态、数字媒体和娱乐工业的冲击下正变得岌岌可危。第三，曲艺是“文艺轻骑兵”，创作快捷，演出便利，能够在说说唱唱间迅速带动情绪、生发兴味，但同时，曲艺也发展出一种略带油滑的“晚会体”，有时甚至沦落为大型展演的调味品。
曲艺是当代“国风”，从人间的最底层兴发，直达人性和心灵的最深处。曲艺能否突破“晚会体”，探索自主自足的艺术创作路径？曲艺能否承载时代精神，能否表现大主题、大叙事？大型曲艺音诗画《伊莎白》的创作，是曲艺界同仁们的一次重要尝试。
伊莎白·柯鲁克1915年出生在成都，104岁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2023年在北京去世。作为潜心西南彝藏地区社会研究的人类学家，作为投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主义战士，作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重要创建者，她的一生都选择了中国。这位世纪老人108岁的人生，见证了中国社会从战争到和平、从苦难到解放的历史，见证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百年历程。用她自己的话说——参与了“世界上最大的人类群体的史诗般的社会实验”。对于曲艺人来说，这是一个过于复杂、过于陌生的题材。
成功的艺术作品必定始于良好的创作动机。这部“曲艺剧”的初心，就是通过伊莎白的世纪人生，探讨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反法西斯战争的人道价值，礼赞国际主义精神及其背后的同情、奉献和爱。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宏大且陌生的主题，让曲艺尝试着去表现大历史，承载大叙事，抒发大浪漫。
我一直觉得，传统曲艺表现重大题材，不是把“大事化小”，而是要“以小切口导出大脉络，用小场景展开大格局”。伊莎白的故事里，有中国社会的百年变迁，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宏大图景，也有一个女性的情感抉择。我们抓住“我选择了中国”这条主线，以“生在中国”“爱在中国”“心在中国”“留在中国”四幕结构，让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相互激荡、小历史和大历史彼此映照，既彰显了历史的宏阔与厚重，又不失艺术的敏感、人性的复杂与温度。
曲艺带着中国民间文化生生不息的力量，其生命力在于能够不断地与时俱进。在充分保存和发挥曲艺自身艺术特性的前提下，主创团队做了许多新的尝试，其要害之处，一言以蔽之，就是“时间的空间化，空间的能动化”。
首先，主题即结构。把伊莎白的故事搬上舞台，结构是第一道关。主创团队决定打破常规的“编年史”叙事，从“出生100天”和“人生100岁”这生命的两端相向推进——8岁、18岁、28岁的伊莎白，与98岁、88岁、78岁的自我“双向奔赴”，在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广场汇合。故事持续演进，记忆不断闪回，百岁老人与懵懂的新生命隔着漫长的世纪遥遥相望，相向而行，最终融合为一，个人生命的小历史与一个民族的大历史也合而为一。
在这个过程中，伊莎白一生中的无数次选择被突显出来。每次命运的抉择都在面向前程的“未知”和回忆前尘的“已知”这对矛盾辩证之间，变得既充满张力又理所当然。观众不是在看历史、听故事，而是在感受一个人，感受伊莎白的理智与情感、内心斗争与命运抉择，更真切地体味到她对正义的坚守、对和平的渴望、对事业的执着、对中国的热爱。
其次，多曲种剧场。我们选取了伊莎白出生、工作、生活过的12个区域的地方曲种，包括四川清音、湖北大鼓、京韵大鼓、陕北说书、四川评书、四川扬琴、四川金钱板、长子鼓书、苏州评弹、评话、快板、单弦等。这不是晚会式的曲艺连缀，而是高度结构化的主题形式。曲艺是说唱艺术，更是方言的艺术，南腔北调的地方曲种如何统一为多元一体的结构？这是个大难题，我觉得黄宏导演解决得非常好。其一，伊莎白是加拿大人，有英文道白很自然，面对纯粹的外国语种，各路方言“求同存异”，变得不那么冲突。第二，交响乐团烘托出宏大感人的场景氛围，所有曲种在其中自然嵌合，突出而不突兀。第三，这些地方曲种与伊莎白的人生线索、命运抉择和情感基调精准匹配，串联起主人公从人类学家到共产主义战士再到新中国教育工作者的成长轨迹。一百分钟的演出丰富多样、自然流动，层次分明又浑然统一。
再次，空间蒙太奇。舞台被划分为五个功能区：演唱区、乐队区、主持人串联区、大屏影像区、纱幕投影区。五个区域交互叠加，制造出舞台的纵深感与丰富性，同时也形成交响应答的空间叙事结构。大量珍贵的历史影像穿插其间，与演员们的现场表演彼此呼应、相互映射；影音多媒体等现代视觉元素充分融入，通过灯光与音效切换实现时空跳转。中国电影乐团的加入，增强了音乐伴奏的表现力，为音诗画现场营造出恢弘磅礴的气势，将风格殊异的曲艺说唱托举、烘托起来，极大地拓展和强化了现场的视听张力。
这一切，都改变了大家对传统曲艺演出的惯常印象。《伊莎白》首演后，有观众说“通过这部作品重新认识了曲艺”。也有人说“看到了曲艺未来的无限潜能”。更有人说，“通过这样一位国际友人的事迹，真正地将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熔铸为同一个故事”。这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用曲艺这一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伊莎白这位国际主义者“用一生爱中国”的故事，以曲艺的自主创新礼赞和平与友谊，让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直抵人心。
作为人类学者，伊莎白切身经历了一场人类史上伟大的社会变革，中国革命的经验、中华民族的解放以及无数中国人命运的改变，使她意识到——人类学的对象除了人类，更有人民。伊莎白始终热爱着中国的田野、中国的民间文化。她的次子柯马凯在观看了首演之后说：“用曲艺这种最接地气的艺术形式讲述我母亲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个最恰当的选择”。在谢幕舞台上，他情不自禁地重复了母亲晚年的一句话——“感谢我的父母把我生在中国。”（作者系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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